
赵杰,男,汉族,1959年11月出生,河南省柘城县人,198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参加工作,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商丘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副秘书长等职。现任商丘市政协常委、文化和文史委主任,决策科技咨询专家兼任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
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是党的高考政策使自己由农民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82年开始从事县、市政协工作,这样在政协一干就是37个春秋。在政协这个大家庭里自己由一名一般政协机关干部到市政协委员、常委。现将自己在建言献策活动中记忆较深,影响较大的几件事回忆如下。
中宣部理论局的回信
20世纪80年代,我亲身感受到农村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促使我以极大的热情,深入研究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通过广泛调查认为,“大包干”责任制符合社会和人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充分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为了把农村改革的经验尽快推向城市,普及到中小企业,我在1982年撰写了《只有多劳,才能多得——谈按劳分配》一文。试想从分配制度上来阐明城市及厂矿企业也需要像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那样,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快速推广到城市和厂矿企业。由于这一建议当时属于重大理论问题,我便及时报给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同志。随后他将我的建议批转给中宣部理论局。该局在1982年9月2日给我的回信中指出:“赵杰同志:你写给邓力群同志的信及文稿转来我局。你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主张工厂把生产资料如机床等,包给工人的看法恐怕是不妥当的。”就我所提的问题,中央机关能够讨论并予以回信,给我这个年仅23岁的青年人以莫大的鼓舞。对此问题我持续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到1985年形成了《试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与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一致性》的理论文章,《商丘地委党校通讯》在1985年第三期予以刊发。1985年5月22日《商丘日报》以《劳动者的收入与对社会的贡献成正比》为题予以摘要发表。自认为这为尽快推进城市和工业的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编发在国家《信访简报》的建议
1986年,我在柘城县政协办公室工作,经常接触到一些年龄偏大的科级干部,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他们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后,便以“调研员”的身份闲了起来。我认为这不利于他们余热的发挥,是人才的一种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我国的“四化”建设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等工作,如果把散闲在各个单位的“二线”干部集中起来,成立调查研究工作部,来承担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其它临时性、突击性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对充分发挥退居二线干部的作用意义重大。为此我在调查走访,广泛吸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撰写了《在县设置调查研究工作部,充分发挥退居二线干部作用的建议》。该建议从设立调查研究工作部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证。该建议我以个人信函的形式上报给了国家有关部门。1982年6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来信指出:该建议已登我局《信访简报》,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国家机关简报能够编发基层政协机关工作者的建议,对我鼓励很大。

全国政协报刊发表的四篇理论文章
河南省第六届政协委员、商丘地区建行高级工程师张裕民,根据自己多年实践经验,于1991年在省政协全会上提交了《建议在京九铁路采用深井降水取土进行路基施工的提案》。据他考察计算,这一方案若被采纳仅北京至商丘段,可为国家少毁耕地26084亩,并且比概算造价节约27498.8万元投资。深挖后的坑池由于下接地下水,可供养鱼,蓄水、游览等,开发利用价值较大。此建议先后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邹家华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谷牧、钱正英的关注。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建议最终未被采纳。当时我作为商丘地区政协联络处工作人员,对张裕民的这一建议比较清楚,还参加了有关调研工作。对此问题的结果张裕民委员很不理解,同时也引起我的深入思考,随后我便撰写了《谁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呢——关于张裕民对京九铁路建设建议的思考》。由于此问题涉及面较宽,故此我只报给全国政协的有关领导,没敢向《人民政协报》等报刊投稿。但在1993年10月5日,《人民政协报》第一版以《一个好办法,为啥不采用——关于张裕民对京九铁路建设建议的思考》为题,发表了我的署名文章。对《人民政协报》为什么能发表我这篇文章,至今我仍然不清楚。在与之有关的报道中我获得全国政协好新闻二等奖,受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的表彰。


1997年,我在商丘市政协机关工作时,发现许多政协领导和专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大多是从党政领导转岗到政协工作的,有不少对政协工作的性质不甚了解,对政协工作与党政中心工作的关系认识不清,工作方法不切合政协工作的实际等问题。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更好地落实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提出的“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咨询不包办,切实不表面”的要求,我撰写了《人民政协要在积极参与党政中心工作中发挥职能作用》的理论文章。文中阐述了人民政协的性质赋予其积极参与党政中心工作的属性,把政协工作寓于参与党政中心工作之中,做到思想上到位,行动上合拍,通过有“为”,实现有“位”。积极参与中心工作是政协发挥好职能作用的重要条件,也只有积极参与中心工作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的症结,才能提出针对性、高质量的意见建议,使其职能作用得到很好发挥,积极参与中心工作与做好政协本职工作是相辅相成的,这里不存在“他人的地”和“自己责任田”的问题。此文《人民政协报》于1997年2月6日以《浅谈积极参与》为题在理论版予以发表。
1999年,针对社会上有些人误认为人民政协履职缺少法律依据问题和有些政协委员在履职中法律意识欠缺等问题,我撰写了《浅谈政协要依法履行职能》的理论文章,指出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拥护和赞扬,使依法治国方略得到迅速实施。在司法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高的同时,依法行政工作也在全国普遍展开,作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人民政协组织也应与之相适应,同时,坚持依法履行职能,也是人民政协发挥自身职能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总纲中指明了人民政协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确定了人民政协存在和发展的法律地位,说明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是维护整个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巩固国家政治制度和确保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需要。作为政协组织必须尽到宪法中所规定的义务,并为捍卫宪法尽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另外,中共中央〔1995〕13号文件中明确地提出了要逐步推进政协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这一规定具有较强的约束力,是要求全党和各级行政机关及政协组织必须严格执行的,也是人民政协较好地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保证和依据。文中具体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是人民政协履职的主要依据;政协依法履行职能是依法治国的迫切要求;政协依法履职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努力促进政协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协委员在履职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此文我通过信函形式报给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当时我还不知道全国政协办有《政协会刊》,也没有见过此刊物。后来使我兴奋的是,此文能在1999年第7期的全国政协主办的《政协会刊》予以全文刊发。

到2000年,距1995年中共中央提出要积极推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已有5个年头。各级人民政协的“两化”建设不断加强,职能作用得到较好发挥。但是,用高标准来衡量,人民政协的“两化”建设离中央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还不能完全满足新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究其原因,我认为关键在于各级党委、政府,包括政协机关的一些同志,对人民政协履行职能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积极推动人民政协履行职能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要求,我撰写了《试论推进人民政协“两化”建设的客观必要性》。文中阐述了推进人民政协“两化”建设是进一步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的需要,是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是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是加强廉政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政协自身履行职能的需要。此文《中国政协》2000年第12期予以全文刊发。此外,我还根据政协工作的需要,适时撰写并发表了有关政协工作方面的理论文章若干篇。

赵杰同志已发表的政协理论文章一览表

受国家发改委表彰的两条建议
2000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已有18个年头,但是乡镇机构许多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旧体制,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职责划分、管理方式和方法等方面都与农村生产形式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乡镇管理干部过多,远远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干部与农民争食的矛盾突出;管理方式、方法陈旧,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深入调研,我撰写了《乡镇机构改革要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关于乡镇机构改革的建议》。对此建议《经济日报》于2000年11月12日头版以《乡镇机构改革变管理型为服务型》为题予以发表。2001年4月此文获河南省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2001年11月,在国家制定“十五”计划献计献策征文活动中,荣获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鼓励奖。
在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农民居住占地过多,围村的杂树林面积过大且效益低下。当时由于农村大部分村庄缺少规划,道路不畅,排水能力差等,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这就迫使农民竞相在可耕地上盖房居住,村庄占地面积迅速膨胀,随之耕地面积逐步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农村“空心村”的治理力度,加快农村村庄规划已成为当务之急,对此我撰写了《关于加大对农村“空心村”改造力度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农村“空心村”治理要与新农村建设同步进行,并提出了这样做的四点好处和几点具体措施。此建议被国家发改委摘要编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公众建言献策选编》。2006年4月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中获得三等奖,受到国家发改委的表彰。根据我在国家宏观决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2007年12月,经河南省科技咨询专家认证委员会综合考评,报省科技厅确认,授予我“科技咨询专家”,编号为豫科专字07029。

受到河南省人民政府表彰的专题研究
我生长在农村,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一直是我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通过实行生产责任田,农民获得相对的土地经营使用权,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通过近30年的开发,农民手中这些责任田已被开发挖掘到了一定的限度,农民及其有关涉农企业,眼望的是控制在各级政府手中的还未被利用的荒山、荒地、滩涂、湿洼地等,现在农民及有关企业有愿望也有能力来开发这些未利用的土地,但各级政府未能根据民众的这一要求尽快制定有关放权、鼓励、甚至扶植开发的具体政策,有的地方干部思想僵化,抓权不放,宁肯让国家资源白白的闲置着、浪费着,也不让企业和农民去开发。另外,还存在土地征后闲置率较高,有些部门占地较多且综合利用效益不高等问题。对此我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初步形成了《综合发放利用国土资源,努力促使地尽其力——关于综合开放利用国土资源的建议》,对此成果《百年潮》杂志适时予以刊发。后通过进一步研究,于2008年完成了“关于我国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研究”课题。该研究成果提出了进一步提高综合开发利用土地资源重要性的认识;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领导机构、研究机构及评估体系;国家要尽快出台鼓励综合开发未利用土地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强对城镇闲置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指导力度;对部门控制的土地资源要加大综合开发的指导力度;国家要尽快制订出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政策;要采取降水深取土的办法,解决城乡建设及工业建设用砖;要根据节约集约的要求,科学规划招商项目用地等八项具体意见和建议。此成果编入《2008年河南发展研究报告》,并获第二届河南省发展研究成果三等奖,受到河南省人民政府的表彰。有些建议已被省政府采用。

连载在新华社《领导决策参考》的调研报告
20多年的农村生活,使自己与农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三农”工作一直十分关注。2001年我利用下乡驻村的机会,对农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地调研,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了解到农民的心愿和呼声,对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分析其原因和研究对策,撰写了《农民期盼着党的政策更加符合农村实际——目前欠发达地区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因及对策》的长达7000多字的调研报告。报告中指出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缓慢,收入呈下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村级组织状况让人担忧,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严峻的财政形势,使得干群关系愈加紧张;精神文明建设很少有人过问,基本上处于自流状态等。其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乡村组织改革严重滞后,政策不配套,措施不到位;向上倾斜的财政政策,使乡村政权失去了正常运行的物质基础;人事制度改革不配套,使富余人员越来越多,乡镇机关成为承接国家人事负担的重要基地之一;上级有关部门向下伸手,其手段和方法更加诡秘;“上边”的好大喜功,使得一些乡镇领导竞相搞“政绩工程”等。报告提出了四点建议: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实行“休养生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实行“无为而治”;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通过服务补偿或工龄买断的方法,解决乡镇机关富余人员等。此报告邮寄中央有关领导后,国家信访局研究室编印“电信情况”2001年第11期,呈送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在其主办的《领导决策参考》2002年第35、36期予以连载刊发。2003年6月此文获河南省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

被省长批示的“社情民意”信息
前几年,由于受整体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河南的有些企业经营困难,急需加快有关改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如河南神火集团在2015年1-4月亏损至2.3亿元,其所属的电铝企业,由于受电价的影响,将面临停产,几千名员工面临失业,急需要开展直供电业务来维持生产;而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在2015年1-4月总产值仅为5.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4.3%,平均负荷仅有43.3%,公司的一台机器长期停机,这也急需增加负荷,扩大生产,开展大用户直供电交易业务。在此情况下,两家企业遵照了直接交易购售电市场经济规律签订意向协议书,但这一协议最终没获得有关部门批准执行,相关企业领导心急如焚。在此情况下,我向河南省政府反映了“关于将河南神火集团与国电民权电厂作为我省直供电试点的紧急建议”的社情民意信息。此建议指出,实行“直供电”,可使用电企业因电价降低而降低生产成本,发电企业因扩大生产而增加收入,输电企业也因此增加服务而增加利润,实现多家共赢,是我国几十年电力行业改革的一大成果,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体现。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此建议经省委、省政府信访局研究整理后上报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谢伏瞻阅示。2015年8月4日省长谢伏瞻作出批示。

被商丘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的部分建议
几十年来,我能够围绕商丘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开展调查研究,适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仅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的建议就有60多件次。如在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落实,这说明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意见,为聚集民智,加快商丘发展作出了表率。同时,我还能够根据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全市中心工作,7次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商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到了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
30多年来,本人能够以感恩之心而尽职工作,党组织和社会对我在建言献策的业绩也予以认可,使自己由一名政协机关普通干部,成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人民政协报》于2015年12月23日以《人民政协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为题、《决策探索》于2007年第9期以《敢把天下作己任,建言献策为人民》为题、《商丘日报》2012年2月17日以《胸怀天下分内事——市政协委员赵杰参政议政纪实》为题报道了我的履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