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口述史 | 张存元：在商丘地区供销社任职回眸

　　张存元，男，汉族，河南省虞城县利民镇人，1943年生，1962年参加工作，196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外大学本科毕业。1962年高中毕业应征入伍，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一师师部警卫连战士、班长。1965年7月由国家高教部从部队选拔赴法国留学，在巴黎阿里昂斯语言学院学习，任“65届”留法学生党支部宣传委员。1967年统一归国，在高教部继续学习。1969年毕业后从部队退伍到家乡虞城县工作，先后任虞城县农林局办公室办事员、县委办公室办事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985年12月任虞城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1988年11月调睢县工作，先后任睢县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1992年9月任夏邑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县长。1994年2月任商丘地委政法委副书记。1995年5月任商丘地区供销社主任、党委书记。1999年10月退居二线任调研员，2003年退休。

　　2019年4月初，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在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共产党人刘少奇》。我也孤陋，看了该剧才知道早在解放战争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等就领导解放区人民普遍建立了“农业供销合作社”，使我对供销合作社的历史沿革有了新的认识。事情往往十分巧合，看完该剧大结局的第二天接到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电话，为配合《商丘市改革开放口述史》的编纂，约我写一篇回顾在市供销社工作的文稿。此事我早有其想，于是便坦诚接受，欣然命笔。

昔日事业红火 今朝经营萎缩

　　据考，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论述过供销合作社问题，并在根据地城乡组建了“农业供销合作社"，以保障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交换销售。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稳定市场物价，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后来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并制定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章程》。从1950年初起，上自中央下至乡镇，各级都相继成立了供销社。商丘地委、行署根据中央和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于1950年底，商丘地区各级都先后组建了供销合作社。

　　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中期，近半个世紀以来，全区各级供销社遵循为“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宗旨，积极供应生产生活资料和收购农副产品，真正做到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广大供销社干部职工艰苦创业，不畏艰难困苦，车拉人担送货下乡，深入田间地头，家庭院户，一年四季，从不同断，深受农民的欢迎。

　　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不仅是保障农民生产生活资料需求、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而且是联接城乡、联系工农、沟通政府与农民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是全国各级供销社事业的辉煌时期。商丘地区供销系统亦然，40多年间，全区供销社虽然历经与国营商业3次合并3次分家的曲折过程，但都丝毫没有影响供销事业的蓬勃发展，一直是如日中天，红红火火。对经历过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农村生活的人来说，都知道在那个时期，供销社是老百姓心日中唯一的“购物天堂”。一个小小门店和三尺柜台内，摆满了小型农具、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生产资料及布匹、油、盐、酱、醋、糖等生活资料商品。同时，还将收购的棉、麻、蚕茧、干果、编织等农副产品销往国内外。供销社靠着“统购统销”运作了几十年，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经济实力特别雄厚，可谓是“肥的流油”。到了20世纪80年代，供销社辉煌的余光尚存。拿商丘地区供销社来说，那时地区供销社机关人员不吃财政拨款，人员工资和公务费用，全靠从自身8个公司中提取，每年提取经费350多万元。除去人员工资及公务费用约200万元，尚能结余100多万元。地区供销社机关及8个公司的日子比财政供给部门的日子好过多了，干部职工住公房不交房租，家庭用水用电个人不交费，全部由供销社包揽。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是香饽饽，领导干都都愿意到供销社任职，下乡回城的知青、大中专毕业生和转业军人都愿到供销社工作。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多渠道、多元化流通格局逐步形成，供销社原来的体制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日益弱化和萎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了使供销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能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三农”，白1991年商丘试验区开办以来，历届地(市)委和供销社领导班子对供销社系统进行了重要改革，特别是1994年，全国农村改革商丘试验区领导小组制定了《商丘地区深化供销社改革方案》，照此方案地县两级供销社对直属公司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如创办“综合商社”、推行“社有民营”、开办“经济实体”等。但是，还远远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全区供销社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令人担忧。

　　我是1995年由地委政法委调地区供销社任主任、党委书记的。地区供销社是地委、行署领导下的管理各县(市)供销社的职能机构，对县(市)供销社负有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职能。故此，我走马上任后，对地区供销社直属公司及各县(市)供销社进行了认真地调查摸底。据查，各级供销社困难重重，经济包袱沉重，举步维艰。至1994年底，全区9个县(市)社资产总额33.9亿元，负债总额32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94.5%;地区供销社资产总额3.5亿元，资产负债总额2.9亿元，负债率84%;全区199个基层社，约有70%是资不抵债的"空壳社"，地、县社的直属公司，有的业务萧条，有的濒临倒闭，我到地区供销社任职时，本身的7个直属公司只有棉麻公司能正常运转，日杂公司已经倒闭，职工全部下岗，每月每人发30元的生活费，我上任三天，就有不少职工找我，要我给他们发全工资，其他的农资、土产、储运、房地产等公司处于半死不活状态，我在一个县听到群众给供销社编的一首顺口溜：“院子大，门面破，职工下岗没事做，一天到晚瞎折腾，供销日子没法过。”各级供销社昔日“购物天堂”的耀眼光环，早已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供销社由过去的辉煌到当时的萎蔫，原因是多方面的，归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供销社所经营的商品，那时除棉花、化肥外，其他全都放开了，各种商贩、商店、货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供悄社从“唯一”变成了“之一”，失去了“一统天下”的经营地位。人们购买商品、出售农副产品再也不只认“供销社”一个门了。二是受半个多世纪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经营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滞后，为农服务意识不强，不能满足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各种需求，三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如贷款困难、流动资金紧缺、利率提高，利息支出有增无减，一些公司到了“吃了货款吃贷款，吃不到贷款吃固定资产”的地步。

学习中央《决定》 焕发创业精神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供销社所面临的困境，何止一个商丘地区，而是全省乃至全国供销社普遍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那时，除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沿海等省市供销社形势稍好一些外，其他都和商丘供销社一样萎缩，难以发挥为“三农”服务的功能。

　　全国大多数省市供销社面临的危难局势，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国务委员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的陈俊生，亲自组织国务院8个有关部委组成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朱镕基副总理亲自听取了调研汇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5年初，制定下发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即中发〔1995〕5号文件(以下简称“《决定》”)。我刚上任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95年6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即豫发〔1995〕14号文件。中央《决定》和省委的《意见》都深刻阐述了深化供销社的改革对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深化供销社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中央《决定》明确指出：“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从供销社改革的迫切需要出发，紧紧围绕把供销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这个目标，抓住理顺组织体制、强化服务功能、完善经营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和给予保护扶持等五个环节，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使供销社真正实现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宗旨，真正成为加强党和政府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中央《决定》为供销社走出困境和重振辉煌指明了路径和目标。《决定》对我这个刚上任的地区供销社主任来说，可谓是“及时雨”，不仅为我提供了治理供销社的良方妙药，而且更加坚定了振兴供销社的决心和信心。

　　我到供销社任职后，深感全区供销社不少职工干部面对供销社的危难局势一蹶不振，神情迷茫，怨天尤人，感到供销社前景堪忧。有人说：“供销社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也该消亡了。”有人怀念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的辉煌和给予的“铁饭碗”，说什么“计划经济给了个铁饭碗，市场经济把它钻个眼。”记得有一次我去夏邑县供销社检查工作时，碰到一位认识我的老供销干部，一见面就说：“张县长，供销社的日子不好过，你咋到供销社去了，供销社现在的头头可不好当!”总之，在很多干部职工的眼里，供销社好像是得了“癌症”的病人，将不久于人世似的。我从这些思想反映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相当一部分干部职工对供销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模糊，还没有把供销社工作的指导思想转变到为“三农”服务的轨道上来，还在用计划经济经营理念看待供销社。二是一些干部职工不懂或不甚懂得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供销社的看法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只看到当下困难的一面，没有看到生存发展有利的一面。因而对供销社的前景感到悲观失望，垂头丧气。

1995年10月，张存元(右三)陪同河南省供销社主任邓建民(右一)视察商丘供销工作

　　由此，我想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过的一句话：“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也说过：“成事须是有精神方做得。”伟人、古人的名言使我省悟到，当前要使供销社走出困境，首要的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振作精神，奋发图强。为此，我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为契机，通过各种会议，大力宣讲供销社具有重振辉煌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以此激发广大职工干部振兴供销事业的活力。

　　讲“天时”，就是让职工干部看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为供销社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和机遇。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正在通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当前和今后农民迫切需要一个中介组织为之服务，而供销社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是把农民推向大市场比较适宜的组织者或中介组织，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供销社创造了很好的发展条件和基础。

　　讲“地利”，就是让广大职工干部懂得，供销社这种经济组织适合我国的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经风风雨雨，供销社能顽强的生存发展，证明它是合乎中国国情的一种经济组织。它植根于农村，长期为农民服务，具有较强的综合经营能力和健全的组织网络优势，积累了相当的固定资产和巨大的无形资产，不论任何时候，它总是与“三农”最接近的服务组织，无论过去和将来，它是开拓农村市场，发展农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商丘地区是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供销、粮食、商业、外贸是改革的重点，国家给予很多宽松政策，商丘试验区领导小组还特别制定了《商丘地区深化供销社改革方案》，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讲“人和”，首先讲党中央、国务院对供销事业的重视和关怀。199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供销社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此《决定》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深化供销社改革的总体思路、目标和重要措施，是指导供销社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朱镕基同志在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总理期间，经常听取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工作汇报，并且为供销社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解决了供销社的历史亏损挂账问题，即对1997年底以前的亏损挂账采取停息还本的办法处理，使供销甩掉了沉重的经济包袱。还解决了地市县级供销社机关人员由财政供给问题等。其次讲供销社与农民的密切关系和良好的信誉。农民对供销社信得过，对供销社经营的商品质量信得过，对供销社的服务比较满意。昔日供销社坚持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不畏困难，推车下乡、肩挑背篓上山送货的精神，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在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和农副产品收购经营活动中，与农民建立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

　　通过“三讲”，干部职工队伍中的悲观情绪大大收敛，激发了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为供销社的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 激活直属公司

　　从中央到县各级供销社都有自己的直属公司，这些公司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组建的专业批发兼零售企业。直属公司经营的好坏不仅影响到供销社为“三农”服务的实力和质量，而且关系到供销社机关的运转和生存。在我任职期间，重点抓了地县两级供销社自身公司的改革。商丘地区供销社自身共有棉麻、农资(农业生产资料)、日杂、土产、储运、贸易、房地产等7个公司和1个银都宾馆。这8个公司，除棉麻公司能正常经营外，其他公司都不尽人意，历史经济包袱沉重，业务萎缩，职工下岗，经理跳槽。经营困难的症结在于经营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公司产权不明晰，法人负盈不负亏，机制呆板，管理粗放，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弱化等问题十分突出。

　　中央《决定》指出：“供销合作社内部应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不断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根据中央《决定》精神和《商丘地区深化供销社改革方案》，我与领导班子一起研究制定了直属公司企业改革实施办法。总的指导思想是：建立符合供销社企业实际的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强化内部管理，努力做到盘活资产存量保生存，拓宽经营渠道促发展。具体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稳妥地推行了“社有资产增值保值责任制”，盘活资产存量，拓展业务，搞活经营。

　　供销社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国有”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总认为供销社企业是国有企业，因而出现了地方政府任意平调和处置供销社及所属企业财产的问题，有的供销社把资产量化到职工个人，造成社有资产的流失，损害所有者的利益。1995年中央《决定》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性质”，“无论实行哪一种经营责任制，都不得改变它的集体所有制性质，都必须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为落实中央《决定》和《商丘地区深化供销社改革方案》精神，我带领有关人员去浙江温州供销社考察学习。借鉴温州经验，结合商丘实际，加大了对地区直属公司的管理力度，全面推行了目标管理、内部审计、社有民营、全员风险抵押、股份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形式。其中，重点抓了“社有资产增值保值责任制”。1996年初，制定了《商丘地区供销资产增值保值责任制度实施办法》，其具体内容是清产核资、确定基数、核算增值率、提取费用、确保上交、实行风险抵押、减利全赔、超利部分税后分奖，每年年初验收结算。

　　民谚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破船还有三千钉”。供销社虽然经营萎缩，但固定资产十分丰实，各公司都有大量闲置的门店、仓库、货栈场地、工厂厂房等。实行社有资产增值保值责任制后，公司一律实行“固定资产租赁制，流动资产人格化”的办法，有力地调动了各公司盘活资产存量的积极性，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社有资产增值保值责任制的实施，拓展了公司的经营业务。地区社棉麻公司有商丘、民权、夏邑3个棉花转运站，仓储容量大，本地区棉花储备量小，吃不饱。为了充分利用闲置的仓房，我带领棉麻公司负责人多次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争取“国储棉”项目。经过努力，争取到代国家储备棉花5万吨，使代国家储备棉花量由原来的3万吨扩大到8万吨，年收入仓储费700多万元。地区社土产、日杂、贸易、储运等公司的仓库位置比较集中，由于业务萧条，职工下岗，仓房闲置。实行社有资产增值保值后，4家联合改造兴建了一个面积6万平方米的“万科隆综合批发零售市场”，建成后安排一批下岗职工，业务搞得比较红火。

　　二、加强社办工业的管理，转变经营机制。

　　供销社的社办工业主要指地、县供销社直属公司兴办的纺织、农产品加工、化肥、塑料制品、棉机配件等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棉麻、农资两个公司。据1997年底统计，全区供销社系统有工业企业147家，其中棉花加工厂96家，其他加工厂51家。这些工业企业，特别是棉麻公司的社办工业，在经营上与棉花政策性经营混为一体，一些亏损工厂长期吃政策性经营的“大锅饭”，致使棉麻公司经营效益下滑。1996年，地区社建立了社办工业科，各县社建立了社办工业股，强化了对社办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在经营机制上，公司一律对社办工业实行政策性经营与工厂经营分开，采取“一企两制”，工厂单独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实践证明，棉麻、农资公司实行“一企两制”“双轨运行”的经营管理机制，有力地调动了公司发展社办企业的积极性。有的围绕农产品加工增值上项目，有的围绕种植养殖业开发上项目，还有的围绕加大科技投入增加工业的科技含量上项目等。1996年，地区供销社棉麻公司投资600万元，新建一个“京陇纺纱厂”。8月份立项，年底竣工，上了4台气流纺，年产值达546万元，销售收入约340万元。1997年，民权县供销社车站棉花加工厂为改变陈旧的设备，提高棉花加工质量，投资了300万元，对棉花加工、榨油车间、浸出车间进行了技术改造和扩建，投产后新增销售收入480万元。商丘县(今睢阳区)供销社石化公司105特种油厂，为满足市场需求，投资500万元将生产规模由年产1000吨扩大到5000吨，当年投资，当年见效，每年新增销售收入1800万元。

　　全市供销社系统无论新老企业都实行了政策性业务和多种经营业务两块分立的经营机制，解决了多种经营企业吃政策性经营大锅饭的问题，激发了社办工业自力更生开拓业务的潜能，并取得明显成效。1997年底，全市供销社系统社办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达4亿元，社办工业产值达12亿元，较上年增长57%，销售额9.7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利税0.9亿元，同比增长76%，初步形成工商并举、贸工农一体化的格局。全区供销社系统社办工业的管理与发展走进了全国供销社社办工业的先进行列。

　　1996年11月，我本人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评为“1995年度全国供销社工业管理先进工作者”，并参加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举行的全国供销社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颁发给张存元的荣誉证书

　　三、下大力气抓好地县两级棉麻、农资公司的改革，完成国家委托的棉花农资经营任务。

　　棉麻和农资公司与其他公司不同，这两个公司承担着国家委托的棉花、化肥政策性经营业务。棉花和化肥是特殊商品，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国家对棉花一直没有放开，农资虽有松动，但仍然以供销社经营为主渠道。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虽未放开棉花经营，但国内棉花市场发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见的困难局面，整个棉花市场供大于求，棉花调销不畅、库存积压。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的干扰。由于进口棉价格低质量高，国内许多纺织企业大量购买进口棉，严重冲击国内棉花市场。尽管国家采取了用优质新疆棉抵顶进口棉的措施，但仍然没有堵住棉花进口和国外来料加工的口子。另一方面由于供销社系统内部棉花经营体制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一级(县供销社)收购加工、两级(省社、地区社)经营，改为一级收购加工、三级(省、地、县供销社)比例经营，致使社会上一些不法棉商乘改革之机，暗中从棉农手中抢购棉花加工出售，干扰破坏地、县供销社的经营，造成棉花资源流失，棉麻企业严重亏损。据1996年底统计数据显示，商丘地区供销社棉麻公司当年商品总购进和总销售额均比去年下降三分之一，经营效益下滑。化肥由于专营的松动，市场也和棉花市场一样，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农资公司化肥库存积压，市场疲软，流通秩序混乱，经营极为困难。

　　中央《决定》指出：“各级供销合作社要把为农服务放在首位……进一步转变经营作风，改进经营形式，在农产品购销活动中大力发展合同制、联营制、代理制和利润制，与农民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使农业生产更符合市场需求，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商丘地区是国家规划的棉花主产区，每年植棉达250多万亩，棉花是我区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切实搞好棉花的营销工作，对振兴我区供销合作事业，繁荣我区经济，实现“富民升位”规划具有重大意义。商丘地委、行署对棉花、化肥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非常重视，行署专员史培德、分管供销社工作的副专员李海涛，多次听取供销社的汇报，研究解决棉花、化肥经营遇到的困难。1997年初，地区供销社根据地委、行署领导的意见，对地、县棉麻、农资公司提出六项营销方略。后来我根据这六项营销方略写出了《棉花营销初探》一文，先后发表在《中华合作时报》《河南合作经济报》《商丘日报》等报刊上，后被收入《当代领导的改革观》一书。其主要内容是：其一，强化内部联合。各级供销社之间是自下而上的经济联合关系，按照省供销社的要求，地、县棉麻公司加强联系，尽快组建“商丘地区棉花集团”，坚持一级收购、加工、三级比例经营的办法，搞好集团化经营，提高规模经营效益。其二，要超前把握信息，为了掌握销售主动权，要超前进行国内外市场的调查，多方收集信息，及时走访国棉纱厂和其他用棉单位，准确掌握棉花市场需求变化。其三，采取机动灵活的销售策略。积极参与国家计划指导下的棉花交易会制度，实行供需直接见面，减少环节，降低费用。大力推行规范化运作，实行省、地、县三级比例经营后，对于省计划调拨部分要保证质量，争取尽早完成，对于地区社和县社计划调拨部分，两级棉麻公司要亲自到用棉单位听取意见和衔接计划，争取快销多销，并建立起长期稳固的供销关系。其四，加强棉花质量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在收购环节上必须严格执行“一试五定”和密码检验制度，不准虚高等级和衣分，坚持以质论价。在加工环节上充分利用排杂设施，不准混级加工，做到精细加工合理升级，把握好签证和入库质量关，努力提高商丘棉花信誉，以优取胜，扩大销售。其五，加强地区农资公司的内部联合，组建“商丘地区农资集团”，实行集团化经营。要大力推进中央、省、地(市)、县一体化经营，形成自下而上的化肥预约体系和自上而下的供货体系，本着各负其责、分级平衡、统一进货、利益共享的原则，结成紧密联合体。基层供销社(乡镇供销社)的农资购销服务站要与县社农资公司实行连锁经营，多设农村网点，送货到村到户。其六，净化棉花、农资市场。地、县供销社要积极配合工商公安部门，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非法经营棉花农资的单位和个人，维护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为落实以上措施，全区供销干部职工面对困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为了搞活经营，我经常带着公司经理或县社主任，跑省社衔接棉花调拨计划，跑天津、郑州等地的国棉厂稳定用户，跑省、地农发银行争取农采资金，跑公安、工商局打击黑市交易等。那时，我觉得我这个供销社主任就像一个到处化缘的僧尼和道士，可笑之极。但仔细想想，觉得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反而又感到心安理得。有付出就有收获。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全区棉花农资部门一体化经营的新格局初步形成，供销社的联合优势初见端倪，棉花、农资压库滞销得到缓解，把市场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限度，并取得明显成效。据统计，1997年度，全区棉花累计收购5.6万吨，比上年增长75.8%;棉花调销1.3万吨，同比上升10%。化肥累计完成购进107.5万吨，同比增长17.5%，销售84.6万吨，同比增长14.2%。棉花、化肥市场出现了新的转机。

1997年4月，张存元在天津市国棉一厂纺纱车间调研商丘供棉质量

1998年夏，张存元(右二)陪同中华棉麻总公司彭总经理(右三)视察商丘棉麻储备库

不忘供销宗旨 强化服务功能

　　中共中央《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办社宗旨。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任务就是围绕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做好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工作，不断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中多方面的实际需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实践证明，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供销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如果为农服务宗旨淡化，服务工作削弱，供销社就会脱离广大农民群众，“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就会改变，功能就会萎缩，组织就会消亡。从另一个方面说，供销合作社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服务意识强，农民就得到受益，服务意识淡薄无力，农业、农民就受到损害。当时我国农业经济正在向产业化发展，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提供各种技术信息、经济服务和进入市场，国家也需要对农村经济加强指导和调控。因此，供销社参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其性质和地位决定的，也是供销社生存发展的要求和必然。供销社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村和农户，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生力军。

　　商丘地区是个典型的农业区，又是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地委、行署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商丘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地委、行署领导的指示精神，地区供销社大力开展为“三农”服务工作，为推动我区农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以供销社为依托，大力兴办专业合作社。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关于积极兴办专业合作社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积极兴办专业合作社，不仅是推进农村产业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深化供销社改革、壮大供销社经济实力、强化为‘三农’服务功能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各级供销社一定要从办社宗旨和振兴供销事业的高度，加强对兴办专业合作社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兴办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是一项新的举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操作难度大，为扎扎实实搞好这项工作，地区供销社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1996年初，根据地区供销社的安排，永城县供销社在薛湖乡黄营村组建了一个“基层社+基地+农户”型的养鸡专业合作社;商丘县供销社在路河乡西马庄村组建一个“公司+农户”型棉花生产专业社;民权县供销社在王庄寨乡组建一个“公司+基地+农户”型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过一年的培育、运转，初步达到了规范化的标准。比如永城薛湖乡黄营养鸡专业合作社达到了“五有”，即有依托单位——薛湖乡供销社;有相当数量的农户和股金，全村入社的养鸡专业户达40户，发展股金3.6万元;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全村养鸡21万只，大型养鸡场13家;有民主办社章程;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服务设施和手段，专业社为社员提供鸡苗、饲料、防疫、科技、信息、销售等方面的服务。地区供销社利用这3个试点，先后召开现场会，广泛宜传，倾力推广。刚撤地建市的商丘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重视发展专业合作社工作。1998年1月7日，商丘市供销社在民权县召开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现场会，省供销社副主任李海涛莅会祝贺，商丘市委副书记张龙之等带领市农行、地税局、扶贫办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民权县供销社介绍了组建专业合作社的经验。张龙之站在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供销社兴办专业合作社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市农行、地税局、扶贫办就支持供销社兴办专业合作社作了书面发言。

　　为推动这一工作健康、快速的发展，地区供销社制定了《关于兴办专业合作社的意见》，提出了兴办专业合作社的具体要求。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抓发展、促规范、强管理、讲效益”，严防搞形式，走过场，一轰而起，一哄而散。二是在具体操作上面要坚持“一个联结、两个依托”。一个联结即产权联结，两个依托即基层社(公司)和支柱产业。三是坚持“三个原则”，即自愿民主原则、因势利导原则和农户与供销社共盈原则。四是专业合作社要规范化，要像永城薛湖乡黄营养鸡专业户那样，达到“五个标准”，使其真正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通过试点引路，现场宣传，大大调动了全区供销社兴办专业合作社的热潮。至1998年底，全区供销系统共发展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102个，入社农户达1.6万户，供销社提供各种技术服务216项，培训技术人员1.8万人次，提供生产扶持金290万元，推销农副产品1800多万元，农副产品加工产值3160万元，实现利润340万元，提供各类信息1130多条。专业合作社在发展农村经济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深入开展“基层社建设年”活动。

　　基层供销社亦称乡镇供销社，它是整个供销社的基础，处在为“三农”服务的前沿阵地，是直接体现供销社性质和宗旨的基本环节，因而，抓好基层社工作至关重要。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省供销社的部署，1996年地区供销社深入开展了“基层社建设年”活动。

　　其一，重点开展了恢复民主办社和扩大社员股金工作。鉴于这项工作难度较大，在工作中采取了“先搞试点”，总结经验，全面铺开的办法。地区供销社先在商丘县水池铺供销社搞了试点，然后在全区进行推广，有效地促进了民主办社、发展社员股金和班子整顿工作的顺利进展。全区基层社社员股金由1995年的1250万元发展到2750万元，增长120%，全区约有三分之一的基层社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提高了基层社领导班子的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

　　其二，强化了基层社科技服务含量。各基层社坚持科技兴农战略，把供销社的经营优势和科技部的技术优势结合起来，积极创办农村科技协会。在这方面，柘城县供销社走在了全区供销系统的前面，全县发展乡镇科技协会31个，科技服务实体26个。全区各基层社狠抓了农民技术培训，在开展基层社建设年期间，全区供销社兴办各种类型的科技学习班19次，培训各种农业技术员达4000人次。同时，在全区基层社推广了商丘县基层供销社“技物结合、双向承包”的经验，以棉花生产为主，围绕发展“一优双高”农业，大力开展全程技术承包。

　　其三，进一步健全了基层社各种服务组织。全区基层供销社普遍建立了支农服务组织，健全了服务制度，购置了有关服务设备，已形成县社有服务中心、乡镇有服务部、村有服务站的支农服务网络。据1999年初不完全统计，全市已建立乡村级服务站580个，比较规范的“庄稼医院”168所。这些支农服务组织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办农民所需，积极为“三农”服务，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农民的高度赞扬。

　　流年似水，日月骎骎。正当我呕心沥血谋划振兴供销事业之时，不知不觉被时光老人打发到了退居二线的年岁。1999年9月我退居二线，任商丘市供销社调研员，直至退休。